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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克美。男。江苏建湖人。大学文化程度。2004年转业至西安地税。在部队从事10多年新闻宣传摄影工作。是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得主。发表千余万字文章和数百幅新闻摄影作品。三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专题收藏红军长征史和开国将帅史资料数万本。现为中国书法媒体联谊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协宣传外联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协官方网站特邀记者。西安地税书画协会副会长。商洛市文联特邀文艺评论员。商洛学院红军长征史料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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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石介与“书以传圣人之道”  

2016-09-14 21:02:13|  分类: 顾克美工作室《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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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书以传圣人之道”

谢涛 

摘要“书以传圣人之道”是石介在《答欧阳永叔书》中提出的。石介在北宋作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教育家就此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欧阳修与石介的一场以文字书写为内容的争辩。在争辩过程中,欧阳修以同年身份对石介的极端怪说”论也进行了矫枉。

关键词北宋  石介  书法  欧阳修

 

     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尝讲学家乡徂徕山下,学者称徂徕先生。介出身农家,高、曾以来,耕田为业,豪于乡里。其父石丙(公元969—1040年)开始做官,但到六十多岁才当上县令。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石介出生于本乡;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六岁进士及第,登上仕,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七月以疾卒于家,终年四十一。有徂徕二十卷传世。[1]按文献记载,石介乃北宋时期的教育家、文学家、思想家。其教育思想、学术宗旨和政治主张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在北宋是以文人治世的政治环境,给文人士大夫们提供了“独抒己见”的社会坏境。这种“独抒己见”的现象是在从不同地域、不同出身的文人身上表现出来,可见北宋时期科举取士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北宋有良好的学术气氛,能让文人们相互之间在学术交流中有受益。甚至有些作家还具有学者风度,这里面不乏政治家。北宋学术界因为有政治家们的参与,才有了多元化的学述观点,主要表在教育思想、政治主张、诗词创作风格等等。北宋的文人们在一起除了“诗文创作以外,还有经史著作,精通绘画、书法和音乐,在人文生活和文化修养方面远胜于唐人,具有宏通广博的知识和文化上集大成的自觉意识。”[2]

赵宋朝建立之初,由于宋太祖、宋太宗两位雄心勃勃的励精图治,使北宋生产、经济、文化、政治、文学、艺术等逐渐稳定下来并且有了勃勃生机。尤其,文学创作因为五代十之乱的影响在此时也得以恢复。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上承中晚唐,以韩愈、柳宗元等所倡导的古文创作为参照,使士大夫们有了创作的兴趣,以及找到了有关儒学复兴的思想源泉。石介作为宋初一个特立卓行的诗文革新旗手,其诗文典雅古淡、直抒胸臆,是复兴儒学的典型代表。而在书法方面却以“传圣人之道”为指导思想,即把“道德”凌驾于书法之上。石介的这种思想来源于儒家经学典籍。同时也因为当时有石介这样一批士人思想的影响,冷漠了书法。所以作为当时文坛盟主的欧阳修看到这一不书法发展的现象,发出“自唐末干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宋兴百年间,雄文硕儒,比肩而出,独字学,久而不振,未能比踪唐人。余每以为恨。[3]的感慨。欧阳修的这种感慨与石介的冷漠书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他们交游来往的信件中可见两人为此争辩的内容。

石介其人

生活在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到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的石介,其学术活动、政治生涯主要在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后。在这段时间里石介与范仲淹、晏殊、韩琦、苏舜钦、孙复、范讽、孔道辅、李、郭劝、石曼卿、欧阳修、蔡襄等有交往。他虽然一方面勤于文学,但在政治生活中却表现的过于激进,如石介在庆历新政中是范仲淹的拥护者。庆历三年宋仁宗启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着手进行著名的庆历革新。而在当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喜形于色,作《庆历圣德颂》大力鼓吹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由于《庆历圣德颂》在朝中的流传,引起了反对派的攻击,导致庆历革新的迅速失败。“《庆历圣德颂》的创作,是石介平生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后世评论甚多,毁誉不一。”[4]与其“遇事奋然敢为”的性格相吻合。第二次因庆历新政的失败,政敌的报复。庆历新政失败后,石介因韩琦的推荐,擢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在其临朝从政期间成为众矢之的,故“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一直影响到其身后。

有关石介从事教育活动的情况,其在《乙亥冬》中载:

凤凰飞来众鸟随,神龙游处群鱼嬉。先生道德如韩孟,四方学者争奔驰。济北张泂壮且勇,楚丘李缊少而奇。二子磊落颇惊俗,泰山石介更过之。三人堂堂负英气,胸中拳挛蟠蛟螭。道可服兮身可屈,北面受业尊为师。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讽大易春秋辞。洪音琅琅响齿牙,鼓簧孔子与宓羲。先生居前三子后,恂恂如在汾河湄。续作六经岂必让,焉无房杜廊庙资。吁嗟斯文敝已久,天生吾辈同扶持。二子勉旃吾不惰,先生大用终有时。当以斯文施天下,岂徒玩书心神疲。[5]

可见石介的教育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其诗中“先生道德如韩孟,四方学者争奔驰”、“ 道可服兮身可屈,北面受业尊为师。”、“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讽大易春秋辞。”、“洪音琅琅响齿牙,鼓簧孔子与宓羲。”都是以尊孔子、孟字、韩愈等为师。在宋初儒学复兴的环境里,各种有关儒家学说的典籍被当时教育界重视。石介也不例外,其在讲学过程中,对汉唐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其对儒家经典的六经特别推崇,认为古时候的治道之要在六经。这也是石介作为一个儒者以儒学来维护社会秩序不遗余力的原因。在石介任国子监直讲时,因范仲淹、欧阳修等力图振兴教育,为庆历新政培养人才而大力开展教育活动,所以石介利用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席之职,参加教育活动更是如鱼得水。如其在家乡徂徕山下讲学,重视儒家思想的传授,对当时儒学有很大影响。

有关石介的文化思想,在其文《怪说上》中载:

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常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常道也。而臣抗于君,子敌于父,可怪也。夫中国,圣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发左衽,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可怪也。夫中国,道德之所治也,礼乐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经之教行焉,妖诞幻惑之说满焉,可怪也。[6]

可见石介文中有排斥佛、老之意。实际上,石介排斥佛老主要在于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如“夫中国,圣人之所治也”、“夫中国,道德之所治也”都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地位。

石介在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崇尚华丽辞藻,典故堆积的现象也有批判,主要矛头指向“西昆体”的领军杨億。其在《怪说中》云:

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聋,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莫知有他。[7]

杨億所创“西昆体”,实际也是华而不实以“词笔冠映当时”为名,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而石介则把“文”与“道”当作同样的东西来看待。石介排斥佛、老和骈文,极力颂扬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且对杨雄、韩愈所倡导的道统、文统之语特别推崇,同时自己也在以身实践。

二、石介与欧阳修之辩

虽然石介在亲身厉行自己维护儒家正统思想,在政治、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有自己的见解。但其在《乙亥冬》、《答欧阳永叔书》中分别提出的“当以斯文施天下,岂徒玩书心神疲。”、“夫治世者道,书以传圣人之道者已。”[8]观点随即引起了欧阳修与石介就书法学习问题的争辩。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孤家贫,母教以画地练字。天圣八年(1030)及进士第。景祐间(1034—1038)为馆阁校勘,范仲淹反对宰相吕夷简被贬,他作书斥司谏高若讷,因责夷陵。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擢知制诰,同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出知滁、扬、颖等州,在野十一年。召还任翰林学士。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拣拔英才,排除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天下文风为之大变。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初,出知数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请致仕。主编《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9]

石介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四》在:

予与元均、永叔、君谟同年登科,永叔寻人馆阁,元均今制策高第,君谟复磨砺元均事荣,独予驽下,因寄君谟。[10]

从以上文献可知,石介与元均、欧阳修、蔡襄三人为同年。宋人所谓“同年,”即指同一年科考及第。换言之石介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交往是以同年身份。而两人交往正好处于当时社会上书法不景气的时期,一方面,石介鼓吹着儒家正统、文统的思想,崇尚孔、孟之道,即“书以传圣人之道。另一方面,欧阳修看到了书法在当时社会上不景气的现象,发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的感叹。石介所鼓吹的“书以传圣人之道”实际上就是对儒家正统之道的继承,在他眼里写字是一种工具,用来教化育人,传达古来圣贤的正统思想。而欧阳修则是从书法本体的角度出发,不仅强调书法的实用价值,还强调了书法的艺术功能,即“夫书,一艺尔,人或不能与,忽不学时不必论,是以默默然。”这样的争辩内容主要在石介与欧阳修的书信往来中。如石介在《答欧阳永叔书》中提到:

且夫书乃六艺之一耳,善如钟、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图写而已,近乎执伎以事上者。与夫皋陶前而伯禹后,周公左而召公右,谟明弼谐,坐而论道者,不亦远哉!古之圣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轲,有荀卿,有杨雄,有文中子,有史部。古文忠弼良臣,有皋夔,有伊尹,有萧、张,有房、魏,皆不闻善于书。数千百年来间,独钟、王、虞、柳辈以书垂名。今视钟、虞、柳,其道、其德孰与荀、孟诸儒、皋夔众臣胜哉!夫治世者道,书以传圣人之道者已。能传圣人之道足以,奚必古有法乎?今有师乎?永叔何孜孜于此乎?[11]

欧阳修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也与此作出了回应:

足下世之善者,能、王、虞、柳,不,己之所、舜、周、孔之道,不必善;又云因仆之言欲勉之者,此皆非也。夫所为钟、王、虞、柳之者,非足下薄之,仆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而悅之者,茗、阅画图无异,但其性之一僻君子之所乎?然致于,則不可法。古之始有文字也,事,而因物取类为其象。故《周》六有六,其点画曲直皆有其子曰“棋,完革鞠,亦皆有法焉”,而況乎?今虽隶字已于古,而为隶者非人,不足法,然其点画曲直准则,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矣。今足下以其直者斜,以其方者为图,而曰我第行、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饌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食者,此世人常。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于世可乎?不可也。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怪,亦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者,非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以惑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仆岂区区劝足下以学书者乎。[12]

从两则文献资料可知,石介对书法的观念主要是“传圣人之道”,重视个人思想。而欧阳修则在接受“书以传圣人之道”的同时,对石介所的问难,还做了相应的回应。如其所答今虽隶字已变于古,而变古为隶者非圣人,不足师法,然其点画曲直犹有准则,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则乱而不可读矣。”、“则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亦犹是矣。欧阳修对石介的如此强烈回应,对石介的为人处事有潜在的忠劝之意。书法自古以来都有点画曲直的准则,同时学书也有法。这里的“法”从宏观上理解与儒家所倡导的“礼法”有同意之处;从微观上论,学习书法须讲法度。曹宝麟先生曾对石介与欧阳修的这场争辩评曰:“书字虽为不关乎道德的小事,但如果硬要以注重于道德而可以原谅自己的信笔涂鸦,甚至于纯为标新立异而矫揉造作炫世惑人,那么这种做法不仅是个人的行为,它事实上已经或即将产生对社会的不利影响。”[13]事实上,从石介的《内帖》墨迹可以看出他的书法水平确实不高。不止石介一人有这种对书法的冷漠态度。作为当时赵宋朝廷的教育家在不重视书法教育的观念影响下很难推动当时书法的进步。欧阳修注意到这些不利书法发展的因素,就此发出“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乎不为尔!”[14]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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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介和欧阳修生活在同一个政治环境下对佛、老持态度几乎同一个态度,即排斥“佛、老”。但是欧阳修没有石介那么偏激。石介之所以偏激,主要原因还是对儒家道统、文统的维护。石介对佛、老以及杨億骈文的排斥,其有怪说(上、中、下)和中国论等代表作。一方面是反对佛、老之徒的不劳而获和浪费。另一方面是对以杨億为代表的“西昆体”文学作品的好今以荡和片面追求形式的华丽文风的矫枉。石介有文云:“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为文不尚其浮华,直以其宗树乎圣人之教。”[15]实际上,石介所谓“为文不尚其浮华”中,还有潜在的一层意思,即否定了一切带有艺术性的东西、而纯粹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而书法自古就是一种以书法文人性情的工具,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怀素《自叙帖》等都是在书家有感而发的情况下完成,已经具备艺术色彩。石介所谓“当以斯文施天下,岂徒玩书心神疲”不符合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

欧阳修对石介的这种态度在《石推官第一书》、《石推官第二书》中分别有看法。一方面,“君家有足下手作书一通,及有二像记石本。始见之骇然不可识,徐而是定,辩其点画,乃可渐通。吁!何怪之甚也。”[16]欧阳修提出了看到石介写的字后“骇然不可识”,需要“徐而是定,辩其点画”才能读懂,说明石介的写的字确实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则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亦犹是矣。然足下了不省仆之意,凡仆之所陈者,非论书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异以惑后生也。”欧阳修在这里实际上也是以儒家思想劝说石介。作为石介的同年,欧阳修以书写文字的为例劝说石介,其真实目的也是在提醒石介不要为人太清高,而且也是对石介怪说之论极端态度的矫枉。

总之,石介所谓“书以传圣人之道”是在北宋初期古文运动兴起的环境下提出。虽然是在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但对北宋诗文革新有很大影响。“书以传圣人之道”的提出可见石介对文字书写的冷漠,也反映了书法在北宋初期的不景气现象,继而引起欧阳修对书法的重视。使北宋后期书法在欧阳修的观照下有了新的气象。

 

参考文献:

[1]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8月。

[2]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年3月。

[3] 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

[4] 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二书》,《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9年1月。

[5]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8月。

[6] 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9年1月。

 



[1]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1页。

[2]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年3月,第8页。

[3]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8月,第91页。

[4]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8页。

[5]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19—20页。

[6]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60页。

[7]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62页。

[8]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176页。

[9] 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46页。

[10]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四》,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46页。

[11]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五》,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176页。

[12] 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二书》,《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9年1月,第993页。

[13] 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50页。

[14]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8月,第145页。

[15]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2009年8月,第241页。

[16] 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9年1月,第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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