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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克美。男。江苏建湖人。大学文化程度。2004年转业至西安地税。在部队从事10多年新闻宣传摄影工作。是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得主。发表千余万字文章和数百幅新闻摄影作品。三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专题收藏红军长征史和开国将帅史资料数万本。现为中国书法媒体联谊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协宣传外联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协官方网站特邀记者。西安地税书画协会副会长。商洛市文联特邀文艺评论员。商洛学院红军长征史料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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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三原人茹欲立为何拒绝签字蒋介石加军费围剿红军?  

2014-09-16 22:53:49|  分类: 顾克美引用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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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三原人茹欲立为何拒绝签字蒋介石加军费围剿红军? - 中国红军长征史图书馆 -

 

“卓立开张茹卓亭,偶缘王会入神京。空闻四裔传碑版,谁识三原有老成。树下不期逢李耳,锻余真欲访嵇生。可能无意挥秦月,照彻于思赤嵌城。”

这首诗,是章士钊在1959年全国政协会期间,即席赠予老友茹欲立的。

茹欲立是国民党参政会上罢会抗议的第一人,也是上世纪初开创陕西书法新格局的人之一。

茹欲立,陕西三原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1931年于右任就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茹欲立任首任审计部长。

1931年3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第四次“围剿”,追加巨额军费。茹以国民政府“十二号训令”为依据,拒绝签字。

1940年4月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对国民党强奸民意、压制民主的作为十分不满,未听完蒋介石的闭幕词就愤然退出会场,说:“既不让自由讨论,那么还开会干什么?”当即离渝返陕。在参政会上,罢会以示抗议者,茹欲立为第一人。

茹欲立,字卓亭,生于1883年,陕西三原人。1905年,茹欲立留学日本,到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与陕西留日同学共创革命刊物《夏声》,并以楷书题写刊名,自此,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回国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秦陇复汉军政府秘书长、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捕杀革命党人,茹欲立被迫东渡日本。1915年12月25日,蔡锷兵起云南,茹欲立回国参加护国运动,曾任陕西督军府顾问。

1917年,陕西靖国军崛起,次年于右任回陕任靖国军总司令,1919年初茹欲立受命任陕西靖国军总参议。1922年3月,杨虎城迎于右任于军中,茹欲立跟随至武功,重新建立靖国军总司令部。同年,杨虎城去陕北,于右任经四川转上海,茹亦间道抵沪。后老母逝世,茹欲立归陕奔丧。因痛感国内局势之以暴易暴,乃家居读书,潜心研习文史、书法。

茹欲立学识宏富,长于诗文,精于金石、文字之学,曾对宋赵明诚《金石录》中所著录的碑版多有考订,对清代王昶《金石萃编》、方若《校碑随笔》深入研究。1932年6月4日,于右任因事拜谒章太炎时,持茹欲立《章先生三体石经考歌》诗稿以示,章太炎欣然为之手订。

茹欲立书法初学赵孟頫,后习魏碑,认为:“书法基础在真楷,而真楷之源在晋魏;不学魏碑,不能攀欧、诸;而欲得魏碑精神,还须揣摩两汉。”故躬体力行,于石鼓、二王、魏碑、唐宋刻石无不涉猎,且不以浅尝为满足,所得碑帖,大都临写数十百遍,墨池笔冢,功力深厚。

1928年于右任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坚邀茹欲立襄助。因友情难却,勉为其难,于是年秋赴南京出任审计院副院长。1931年于就任监察院院长,茹欲立任首任审计部长。

按规定,部长有专用小车,但茹欲立除因公务外出、路途较远乘坐外,上下班及路途较近的公务,总是步行。从不接受单位、个人的宴请,并经常告诫部下:“国家的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就是一分也不能用之不当。”

1931年3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第四次“围剿”,追加巨额军费。茹以国民政府“十二号训令”为依据,拒绝签字。蒋介石极为恼怒,责令于右任从速解决。

于右任无奈,多次劝其姑且应付,茹欲立拒不从命:“一?二八淞沪事变,十九路军抗日,屡次追加军事经费,没有预算,没有法案,来多少我核签多少,那是打日本。如今增拨巨额军费是为了打中国人,这个字我不签。”茹欲立追随孙中山,为民主革命而奋斗,此时看到蒋介石如此的独裁专制,当即辞职,并在《申报》刊登《茹欲立鬻字为活》。

在此后数年间,茹欲立又潜心学问,钻研书法,靠卖字和亲朋、部属的接济养活一家20多口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屡遭日机轰炸,茹将家人送回陕西,只身留在南京,以示支持抗战之决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蒋介石担心陕西政局,托茹欲立的老同学张季鸾转请茹欲立回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茹一笑置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不保,茹欲立逃出南京,碾转回陕。到家后,除身上着一件老羊皮皮袄外,小提箱内仅有《屈赋》、宋版《说文解字》、《杜诗镜铨》各一套。

1938年7月,茹欲立应邀参加首届国民参政会,与周恩来、林伯渠、邹韬奋等多有联系,对中共的主张有一定的了解。1940年4月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对国民党强奸民意、压制民主的作为十分不满,未听完蒋介石的闭幕词就愤然退出会场,说:“既不让自由讨论,那么还开会干什么?”当即离渝返陕。

在参政会上,罢会以示抗议者,茹欲立为第一人。归途过汉中登汉王拜将坛,茹欲立吟诗二首:“坛上风云变古今,城边道路久浸寻;我来不见连敖长,日暮聊为梁甫吟。”“汉王才大善听言,汉相功高在得贤;今日萧条汉水上,低回不语自凄然。”

茹欲立为官清廉,从无私蓄,亦无府第,回陕后在三原北城租屋而居,潜心书法、金石、文字之学,以卖字赚钱维持一家生活,生活甚为贫困。为了节省钱,茹夫人常常领着孩子到火车站买煤渣,买生了虫子的面粉,用麻袋装的麸皮充饥,以至于子侄辍学谋生。

就是在这种困窘的境况之下,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晋陕监察区监察使,陕西省政府聘他作顾问,因茹欲立已对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均一概拒绝。

以是故,章士钊以“竹林七贤”中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嵇康喻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蒿目时艰,对民族的命运,身居陋巷的茹欲立依然萦绕于心,其诗曰:“思欲赴国难,愧无尺寸兵。献书既无路,众志或成城。将遂鼓作气,制梃挞秦荆。一雪禹甸污,再睹时俗平。以此卫华胄,庶报黄轩灵。”真乃“身无分文,心怀天下。”

茹欲立1939年在《祭张景秋文》中有“弃之莫顾,归身蓬蒿;沉浮里闾,屈居下僚。”“虽归家居,志存魏阙;不忍即安,思临大节”等句,虽为祭奠辛亥志士,但焉不知其为自况耶?其生命中的勇毅与无奈、承担与超越,化作诗、书,直有壁立千仞的悲壮力量。

祝绍周主持陕政时,派人携重金到三原请茹欲立为其母书寿文,茹一口回绝。当时有人问:“你给石凤翔(西安大华纱厂经理)他妈都写哩,为啥给祝绍周他妈不写?”茹欲立说:“石凤翔是商人,他以纱布赚别人钱,我以字赚他的钱,这是平等交易。祝是省主席,他是官,我是民,我就是不给他写!”什么是硬骨头,这就是了。茹欲立以他的书法,再一次诠释了“贫贱不能移”的文化内涵。

在这一时期,茹欲立留下了草书潘安仁《西征赋》(1942年)、行书李陵《答苏武书》(1943年)、楷书屈原《离骚》四屏(1947年)及《王母雷氏夫人墓碣》等大量作品和碑版考订稿、诗文手稿。

可以说,书法,在生活的最底层支撑着茹欲立的人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茹欲立方正刚直的秉性与魏碑的骨健神峻相契合,故对魏碑情有独钟,于《龙门二十品》、《郑文公》、《张猛龙》、《张黑女》、《刁遵墓志》、《爨龙颜》等等大量的墓志心追手摹,融会贯通,深得魏碑精髓。

同时,参以欧楷,浑涵以卓荦学养,形成了端严秀拔、敦厚劲健的风貌。茹的魏体楷书,结体端庄,平中见齐,起笔收锋方整斩截,凝重精劲,筋骨内涵,于右任誉其为“百年来一人耳”。代表作有《于母房氏墓志铭》、《朱佛光先生墓志铭》、《毛俊丞先生墓志铭》等,这些墓志数百字的铭文,结体谨严,点画精到,气息渊雅,从始至终,无一笔懈怠处。

茹欲立于魏体楷书之外,亦工篆、隶、行、草。其篆书出于金文、石鼓,参以邓石如、吴大澂,遒劲圆润,格调高古。其隶取于汉碑,结体宽博舒展,神韵生动。其行书以碑化帖,于魏晋风韵得之于心源,尤其信札、诗稿,笔随心转,遒秀潇洒,俊逸自然、天籁毕现于不经意间。

其章草取法皇象、索靖,杂以《流沙简》、《居延简》,形体俊长,发笔尖铦,字势清逸。茹欲立之书以骨力胜,刚直敦厚,与其气节文章相表里,坚质浩气见于笔墨间,书法境界已然呈现出了生命的境界。

茹欲立与于右任、王世镗、寇遐在上个世纪初,一起开创了陕西书法的新格局,对陕西书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年以后,84岁的沙孟海赞茹欲立曰:“真力弥漫,韵馥葩奇,备体态于笔下,钟灵秀于关西;幸流风之未沫,示后学以荃蹄。”

沈鹏亦赞曰:“魏晋典型辛亥风,三原不独有于公;艺林两岸争春日,无废茹翁八法功。”

1947年,国民政府邀茹欲立参加国民大会,茹欲立拒不参加,将函电、汇款退回。

茹欲立寄希望于共产党,1948年,送子侄四人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同年,中共关中地委书记赵伯平遵照上级指示曾致函茹欲立,欢迎他去延安,并安排游击队武装护送其全家赴延安,茹欲立恐全家出走累及亲友,决定不走。

1949年初,在国民党陕西当局下达的三原26人黑名单中,茹欲立名列其首。三原解放前夕,胡宗南密令38军军长姚国俊胁迫茹欲立南下,“如若不走,就地枪决。”姚国俊仰慕茹之人品,未予执行而被撤职。胡宗南又命陕西省保安司令张坤生执行,但张坤生与茹欲立有旧交,亦仰慕茹之为人,遂托人送路费与茹,请他暂避,茹欲立幸免于难。

后来茹欲立在《史记?孔子世家》有如是眉批:“此次胡宗南弃陕南走,逼陕士多人同去,即取法于陈蔡大夫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茹历任西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副检察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1958年,茹欲立数次向中共中央反映庄稼遍地无人收获,大炼钢铁劳民伤财等实情,在1960年遭批判。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茹欲立面对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处之泰然,仍以伏案习字为日课,孜孜于书法、金石之学。

1962年春,茹欲立在外甥刘自椟所赠的《魏正始石经尚书残石》拓片上再次撮管题跋:三体石经立于曹魏正始年中,上去汉熹平一字石经,盖六十余年耳。后人记载多有误一字为三体混,三体为一字者皆缘不见其物,徒逞臆说,故致然耳,今生二千年后,得见出土之石,一字三体分明各别,比于古人亦云幸矣。石立于洛阳,初迁于邺,既移长安。洛下出土者尚见整石,则知迁邺之云亦属概言,非得其详也。今邺下尚无所发现,而长安所获亦以此为嚆矢。他日因此而留心于发掘,则必时有新得。而邺中亦因得此而留意有所发现,则此一小拳石之获未必非考研吾国文字之一大助也,是余之所深望矣。

在活命都很艰难的境况下,依然如斯,可见其心,可见其学,可见其志。身外惊涛骇浪,内心平静如水,这种历经世事沧桑修行得来的定力与襟怀,已迄圣贤之境,令人肃然起敬仰之心。

在十年动乱期间,茹欲立已年近九旬,身遭迫害,处境艰难,但于书法依然是日课不断。

1971年,年已87岁的茹欲立被召参加所谓的“民主人士学习班”,被冠以“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之名,受到重点批判,其依然临池不辍。被批期间,茹患喉癌,“衰弱之躯已难提笔,仍置碑帖于床头,随手翻阅,有所得则欣欣然。”

1972年,茹欲立逝于西安。辞世之日,案头仍然摆放着当年他从南京返回陕西时用小提箱带回的三部书:《屈赋》、《说文解字》、《杜诗镜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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