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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克美。男。江苏建湖人。大学文化程度。2004年转业至西安地税。在部队从事10多年新闻宣传摄影工作。是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得主。发表千余万字文章和数百幅新闻摄影作品。三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专题收藏红军长征史和开国将帅史资料数万本。现为中国书法媒体联谊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协宣传外联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书协官方网站特邀记者。西安地税书画协会副会长。商洛市文联特邀文艺评论员。商洛学院红军长征史料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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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当代书法家身上最缺少的就是“高二适精神”  

2013-11-02 05:40:01|  分类: 顾克美工作室《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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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参观高二适书法展览的意外收获 - 里下河平原 - 里下河平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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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克美

         2013年10月22日,我在南京看望战友,并采访中国标准草书社常务副社长陈墨石等。因与战友毛燕相约,在江苏省美术博物馆会见老领导、著名书法家陈墨石先生。便很荣幸地参观了高二适书法展。书法展是专门为纪念高二适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举办。展览级别很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和江苏省委宣传部。

        不看不知道,看了真是吓了一大跳。我太惊讶了。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如此特殊又狂放的书法展览。

       我才确信,当代中国书法家身上最缺少的正是“高二适精神”。

       实际上,高二适的人生阅历特别丰富。1920年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 1935年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立法院秘书。1937年随立法院入川。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朝阳文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65年参与“兰亭”论辩,《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影响极大。

        先得谈谈高二适的书法形式手札。这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的书法家,真是随意随写一首唐诗便能够糊弄人。看看高二适的才学,不惭愧吗?

 这次高二适书法展览作品有条幅、对联、横幅、中堂、扇面、长卷等,但更多的却是手札。我通过阅读高二适历史资料,知道这位历经风雨苍桑的老人,对自己的书法作品比较谨慎,不轻易给人,自视“一字千金,不啻小王之作草也”,所以作品传世并不多,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手札、诗稿等。这些手札作品多是给老师、友人的书信,却流露了他的心性,似乎让人领略到他的内心世界。高二适认为:“草书即须乘兴而发,始能为之,此草书不二法门。”而他的草书手札正是乘兴、即兴之作,尤能发其胸臆,形其哀乐,见其情性。他的手札作品已经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了,时而兴之所至,洋洋洒洒,能将手札写成横幅,乃至写成手卷,大大突破了尺牍的范围,这也成为他书法作品中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在诗稿和手札之间的这类作品,也是诗人兼书家高二适的一大特色。风格也 趋于统一,我不妨统称为“手札书风”。在高二适的手札中,以草书为主,杂以隶、楷、行书,可称为杂体草书。他自己曾说:“余作草以章草、八分、行书相间为之,此王右军法也。”综观高二适的手札作品,从对象上看,有致老师、同门、朋友、学生的。从内容上看,谈学术、谈书法、谈杂事,也有谈诗和以诗代讯的,均有感而发,常常流露出他的学术思想。从书体上看,以草书为主,间以楷、隶、行,并很自然地糅合在一幅作品上。高二适称之为“四体书”,于右任称宋克的这种书为“混合体”此处不妨称为“杂体草书”。从形式上看,有信笺、诗笺者,但他并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实际上已经在“尺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小的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般小条,大的如横幅、手卷式的手札。从手札作品本体来看,随着情绪的节奏,时而快速书写,几个草字连在一起,时而放慢速度,在草书中出现一两个楷、行书,显出节奏感。时而因为注释或缺漏,或在信写成后想到要特别补充的,在正文中和文末添加小字,显出丰富感。出于礼貌,时而抬头,时而空格,因为录诗,有意与信有所区别,故手札的整体高低错落,疏密有致。时而圈划和涂改,时而以朱砂或墨笔圈圈点点,作些句读,当然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也是古人手札和文稿的常见手法。从用印上看,多数手札钤印,有兴致时可钤多方,有名印,字号印、引首印和闲章,所钤位置也很自由,并不刻板和拘泥程式。有印章盖倒和盖歪者,也有未钤印者,可能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所致。“二适顿首”、“二适拜呈”、“二适叩复”、“二适谨状”、“二适便书”、“二适手写”、“二适具草”将我们带到他作书时的情境中去。我们读这些手札,感受颇深,这是思想、学养、生活、情性、技巧的高度统一。他的手札,有气势,写得大气磅礴,有江河奔流之势。他的手札,是生活,写得情感流露,不避忌讳敢于慷慨直言。他的手札,见情性,写得随性所发,不拘小节,而神态自若。他的手札,显爽健,写得沉着痛快,抑扬顿挫中见连绵起伏。他的手札,能疾涩,写得缓急互见,尽书道之妙。他的手札,寓高古,写得兀傲不群,颇有荦确不平之气,更见晋贤萧散之风。

 对他的尺素之作表示出由衷的赞叹,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应了历史潮流,应属理直气壮。后者顶着碑学的笼罩,恢复古人帖学传统,与时人的书风拉开了很大距离,实属难能可贵。相比之下,高二适更具有历史意义。高二适草书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书法观有着很大关系,是他书法思想的直接映现。首先是他不随波逐流的思想。他说:“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这是他在“兰亭论辩”中表现出来的。其次是他崇尚帖学而鄙视碑学的书法观。他对二王一系帖学经典的崇尚在各种手札和题跋中可以读到,如“吾尝谓中国书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平生只嗜晋帖,晋帖以后,只一五代杨风子、康里子山及宋仲温二人,此非十驾之功不可追也。”他对碑学的鄙视,从他在碑帖上只言片语的题跋上也能读出一些端倪来:他论包世臣:“其人于书无妙解”。他论康有为:“恶札可憎”。他论沈曾植:“字形拙劣,沈君枉有书名,现世无具眼久矣。”快人快语,爱憎分明,表明了他崇帖贬碑的书学立场。再次是他独立的人格精神的反映,他的草书风格与他的性情完全吻合。高二适的书法贡献有三。一是顶着碑学风气,坚持帖学创作,使得帖学有了发展的空间。他崇尚帖学,对清代以来的碑学有着强烈的不满。六十年代的那场“兰亭论辨”应该视为他对碑学的一次公开反叛,这是一次碑学笼罩下的帖学觉醒。如果说“兰亭论辨”表明了他崇尚帖学的鲜明立场,那么,他的书法则向人们展示了他对千年帖学的传承和发展的风采。高二适在《致费在山信札》中曾透露沈尹默对他书法的看法:“吾在蜀作唐人帖,吴兴沈下翁(沈尹默)见讶,告 章行老,称三百年来无此笔法。解放后,予在沪屡与秋明(沈尹默)晤谈(当时潘伯鹰尚健在),事隔二十馀岁,伯鹰仍牵此陈事为笑乐。”可见以振兴帖学为己任的沈尹默对高二适书法的地位看得很清楚。二是高二适专攻章草,使得沉寂已久的书体得到发展,并运用杂体草书,使得他的书法风格与时人拉开距离。对于章草,他认为:“章法坠失已有一千六百馀年,若不及今整理,恐遂湮灭。”他对于章草的整理研究和书法实践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又说:“书既蒇事,辄用真行草书四体书之,并亲用竹木简之笔法,籍证我国文字书史,自汉魏以迄于近日,已揭破抱残守缺之旧观,而豁然成就一日新月异之局势。”可见他在寻求古人的笔法,来创造自己的书风。他在《致扬州方延午先生手札》中说:“鄙心率不齐病,仍未痊愈,惟近忽有意创一书体。”他欲创一书体,就是指他的这种“杂体草书”,而“杂体草书”并非他所发明,他所说的创,应该是指具有他自我特色的风格意义上的书体,也就是高氏杂体草书。这说明他有意于书法的创新,而他走的也正是前人的“入古出新”之路。

 近现代书坛是晚清碑学的延续,虽有沈尹默、白蕉等致力帖学的倡导和创作,但人们的书学思想仍然在碑学的思维模式之下。从作品样式来看,以条幅、屏条、中堂、对联、扇面等为主要创作模式,展览的频繁,更使得尺幅越来越大,手札这样的形式在晚近书法创作中渐渐淡出书法舞台。实际上,手札这样的展示形式是帖学的渊源,有着悠久 的传统,高二适的书札书风给人们带来一阵清新之风,将古老的帖学以新的面貌展示在人们面前,给书法创作样式以新的启示。此外,手札书风所表现出来的还不只是样式,更重要的是手札表现出来的是真情实感,反映了真实的生活状态。高二适在一封手札中说:“凡人有作,须有所寄托,不然,则字匠之为,有识者定嗤之以鼻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创作更接近于书法的情感表达。当代的书法展览中也有一些手札式作品,故意抄错唐诗宋词,涂涂改改、圈圈点点,也有故意写信,无病呻吟,造作之极,反映的是假生活、假情感,不能与高二适的手札书法相提并论。“手札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高二适的手札书风带给我们的启示,不是让我们去模仿,而是通过这种现象,能够启发我们的思维,对当代的书法创作提供一种新的空间和可能,在让我们的书法创作怎样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状态上作一些有益的思考。

 高二适一生当中,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书法,他曾刻过一枚“草圣平生”的闲章,明确表达了这种自信。从今天的影响来看,“草圣平生”四字也许正可以代表他磊落真率的人生。高二适原名锡璜,后改名二适,号暗庵、舒凫、磨铁道人。几个名号,暗示了高二适的品性和人生态度。“二适”取“适吾所适”之意,“暗庵”、“道人”有隐者之喻,“舒凫”就是要像翱翔于云天的一只飞鸟似的自在舒展,名利和官场显然对高二适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追求的是一种闲适自由的恬淡人生。由此看来,高二适的思想中,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以这种心性,生在20世纪的中国,谈何容易。“高”则高矣,高二适虽然生性狂直,却清高自守,不喜夸饰张扬,正所谓“屋里酒香人不知”,已近花甲之年,除了几个知己之外,了解他的人并不多。高二适“独学自成,不求人知”,本来就无意于扬名,但在他进江苏文史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从此名声大噪。这便是1965年震动一时的“兰亭论辨”。此时的中国,政治的天空中,已呈“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高二适作为这场论辩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真让人替他有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担忧。高二适在这场论辩中体现出的道德的勇气、学术的责任和质直的文风,就是今天,也是很多人身上所欠缺的。常言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草圣”的名号与“学者”与“诗人”之间其实是根柢相连的。高二适在书法上的高深造诣,不仅得益于临池之勤,更得益于他作为学者和诗人给他书法上带来的文化涵养。一个人,字写得再好,贴临得再真,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在里面,终究只是个“书匠”,难以名家。高二适以学者之风、诗人之韵运如椽大笔,写自己的文,作自己的诗,精神贯注其中,他的书法便不同于一般的书家了,而成了学者之书、诗人之书。文成书便成,诗罢书便罢,他的每一篇文、每一首诗,就是一幅绝佳的书法妙笔。
        高二适先生有诗道:“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铁砚始堪珍。”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永不放弃和执著追求。人磨墨,墨磨人,磨来磨去之间,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再具体一点说,诗文陶冶了他的书法,书法磨砺了他的精神,就在这相互陶冶和磨砺之间,一个集学者、诗人、草圣为一身的大家卓然而出,闪亮登场。高二适先生一生追求人生的舒展和自由,晚年“磨铁道人”的自号,为他舒展而自由的人生平添了一份韧性和坚实,尤见性格和精神。1977年3月,高二适病逝于南京。生命的逝去并不意味精神的退场,就是肉体化成了灰,他那坚韧质直、清刚高洁的风格和精神依然在人们心中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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